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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电影观:软性之外的看法

(2007-06-25 13:23:05)
标签:

三十年代

电影

左翼

 三十年代的电影观
张颐武
   
    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三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在都会的相对繁荣带来了新的娱乐业的繁荣,电影也有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成了当时都市文化的象征。无论是明星制还是片场制度都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当然无远弗界,但本土的电影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和影响。
  
    左翼进入电影的过程其实也说明左翼已经意识到电影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这也意谓着在精英文化中具有主导性的新文学开始介入了大众文化的领域,试图从文学性的领域中进入视觉性的领域中,也意味着新文学的文化领域的扩展,新文学开始将自己在现代性中的知识青年和学校教育领域的共识塑造的方式转移到已经越来越形成了影响力和消费能力的市民群体和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个过程其实在新文学内部也看得出来,诸如新感觉派的出现就是一个走向新的市民和中产阶级的标志,而《家》这样的新文学小说其实也是一个走向市民公众的方式,它其实相当接近于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之类的作品。所以《家》变成了新文学中几乎不断被改编的作品其实绝非偶然,它的可改编的特性其实体现了一种通俗性。这说明新文学一面和市民文化竞逐文化的合法性的过程中已经完全胜利,以便其扩展。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新文学自有其还未在已经形成气候的市民之中形成强大影响的局限状态。所以,左翼在三十年代进行的有关"大众化"的讨论其实也说明了左翼的对此的一个方面的认知,也说明了左翼的紧迫感。
   
    正是由于三十年代新文学进入电影的运作,左翼的文化批判开始在电影的内部展开,二十年代新文学对电影的批判仅仅是来自外部的,而三十年代左翼的批判则是来自内部。而左翼所拥有的批判性的理论的框架当然让他们在经济和社会的理论方面比起“软性电影论”技高一筹,他们的视野和理论分析确实相当有说服力。其中舒湮发表于1934年《明星》半月刊第2卷6期的《中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可以说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这篇文章其实可以说是左翼在三十年代分析电影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回顾。
  
    这篇文章用政治经济批判的方式揭示了国际背景下的中国电影的命运。这里的深度就在于它是在一个世界的视野中的分析,所以独具特色。这篇文章首先探讨的是“资本”和电影的关系。舒湮指出:电影“这一种新兴企业在全世界是超过30亿美元的投资对象,而大部分是美国资本的构成。当人们一提到电影,这似乎就直觉的联想到美国制片中心地好莱坞。因为,在这个著名的国家里,电影是可与煤炭、石油、钢铁等重工业相匹敌的大规模的产业。”“它是一个资本制社会的企业,于是必然地就成为庞大的生产结构。在美国,这种事业的资本主义化是日趋激烈的。通常,一部片子都投资到数百万美金,一个演员有数十万薪俸,一座影戏院常浪费数百万美金的建筑费。金钱代替了影片内容的充实,使我们在美国电影胶片上嗅出这种金属矿物的气味。它由这种种的豪奢所有的效果宣传来惊骇吸引大众的耳目。固说是靠着同样的艺术家和技术家的工作使电影内容有优美的技巧,而这些事实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庞大的机构上。”其次,作者点明了由于这种电影和资本的关系,电影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服务的。   
   
    经过了这些理论性的讨论,文章进入了对于中国电影的分析。他首先点明电影到中国是和帝国主义有关的视觉的观看的展开。“在我们童年时代,电影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了。洋牧师把一批带着好奇心理的我们,装置在教堂里观赏欧美摄制的初期影片。在那里面是充满夸大性的示威和双重的教训——在电影本身是一种新奇的发明;在电影内容是帝国主义文化的炫耀。这种印象在我们脑里所浮现的感应是从惊奇转变为钦佩再转变到恐慌而终于转变为服从的程序”。从这种批判性的“现代性”分析入手,论者指出了中国电影和世界性的生产机制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他一方面认为,电影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起必然没落,但也认为,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电影 事业却发生着一种畸形的发展,这并不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繁荣,而却反映着巨大不景气狂澜中暂时的缓和。”他的结论是:“在工业落后的中国,电影并不能成为一种纯粹独立的大工业。简单地说,中国没有完备一个大工业国家的条件和供应。”他于是期望一种计划经济的结构出现改变这样的现实。
    
     舒湮的这些阐释无疑有相当的说服力,也有深入的电影工业和电影运作的理解和对于世界问题的分析眼光。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今天看来这些理解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某种启发性。经过了当年舒湮曾经期望的计划经济的时期之后,在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进程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当然和当年有极大的不同,却又有某些相似,比如与好莱坞电影的关系等等都有自己和当年的复杂性相关联的因素。这似乎是一个循环,但我以为这正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其中的和舒湮面对的情况的根本性的不同的关键就是中国的国家的强大和“大工业”的发展已经让中国电影有了自己的所谓“大片”和大片打通国际/国内不同观众的努力。这似乎是一种非常特异的历史情势,是舒湮当年难以想像的,历史经过了一个螺旋式上升之后,似乎有了新的发展。但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经济文化分析的敏锐仍然值得我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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